武穆之悲剧，与其性格不无关系。西人有谚语道:"性格决定命运",追溯上下五千年历史，莫不一一验证。试看隋炀之好大喜功,崇祯之刚愎自用，其结果无一例外。岳飞的性格，从其一怒之下，挂印守庐而去之事可以推断:武穆并非善揣测之辈。所以自然不曾防备高宗2个心理暗伤。

    其一是:高宗一直担心将帅坐大，重蹈唐藩镇之覆辙。绍兴十一年淮西宣抚使张俊入见，时战事方殷，帝问：曾读郭子仪传与否？俊对以未晓。帝论云：子仪时方多虞，虽总重兵外 处，而心尊朝廷。或有诏至，即日就道，无纤毫怏望。故身享厚福，子孙无穷。今卿所管兵，乃朝廷兵也。若知尊朝廷如子仪，则非特一身享福，子孙昌盛亦如之。 若恃兵权之重，而轻视朝廷，有命亦不禀，非特子孙不享福，亦有不测之祸，卿宜戒之。此处可见高宗非庸弱之君。惟朝廷自向君父世仇称臣屈膝，而转求臣下之心尊朝廷，稍有才气者自所不甘，故岳飞不得不杀，韩世忠不得不废。

    其二是：岳飞卷入高宗立嗣之争。靖康之难后，除高宗以外,太宗嫡系子嗣均被金人掠走。因其身体状况,当高宗幼子夭折以后，不得不在太祖子嗣中寻找继承者。 虽有太后托梦之说，但在高宗心底，莫不希望立己之后。所以当岳飞上书曰:"早定太子“，高宗自然无法忍受。----虽然若干年以后，高宗还是禅位给武穆看中的孝宗。

    孝宗颇有意于恢复，然国内形势已今非昔比。前有将帅，无君相，今有君相，无将帅。

    夫对外和战，本可择利为之。而自武穆,桧事情以后，遂令人竟认为对外主和为正义公论所不容。明怀宗以不敢与满洲言和误国(君不见陈新甲之冤魂哉?)，则桧尤不仅为南宋之罪人矣。若崇祯议和或是南渡,则后金难说可以一统天下。虽损失康乾之回光返照.........